中外教育简史学习笔记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的

一、康有为、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创办贵阳万木草堂，学生中著名者有梁启超等。与梁等发动“公车上书”，同为戊戌变法运动发起者和领导人。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18岁入万木草堂成为康有为的学生。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曾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总长。1920年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

（一）教育的作用与目的

康、梁非常强调教育的作用，把教育视为改良政治、救亡图存和振兴国家的重要手段。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1]梁启超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2]进而强调：中国欲“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3]。

康有为把教育作为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主要途径，所办万木草堂以“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为教育宗旨。梁启超在《新民说》、《论教育当定宗旨》等文中提出了培养“新民”的新教育目标，并论述了“新民”的具体规格。他认为，教育的目标在于“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或“新民”，能团结一起“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4]；这种新民必须具有新的道德、思想、精神及新的特性和品质，如“公德”、“国家思想”、“权利义务”、“自由”、“自治”、“自尊”、“合群”、“尚武”等等。[5]显然，他所肯定的新民是具有资产阶级的政治信仰、思想观念和道德修养，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二）论废八股、变科举、兴学校

康有为1898年6月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力陈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注重八股、试帖和楷法的危害，请求光绪皇帝“特发明诏，立废八股”，“并罢试帖”，“勿尚楷法”，令“今乡会重试，请改试策论”。并且进一步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6]他主张“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7]。具体办法是乡立小学，县立中学，省府立高等学堂，京师立大学，并分设海、陆、医、律、师范等各专门学。

梁启超公开批评以八股为中心的科举考试制度，主张创办资产阶级性质的学校。他认为废八股、变科举能起强国变法的作用，“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8]。他极力向皇帝建议“停止八股”、“变通科举”。他认为变科举的具体办法是三策，上策是取消科举，“合科举于学校”；中策为“多设诸科”，增加明经、明算、明医、兵法等科；下策为科举取士稍作变通，加试一些实学。[9]他积极主张建立新的学校体系，以代替科举制度。

（三）论新式学校教育制度

康有为关于学校教育制度的设想反映在1884年写成的《大同书》中。具体情形如下：

人本院：已怀孕的妇女进入人本院，接受胎教。

育婴院：婴儿在人本院到6个月，断乳后进入育婴院，接受学前教育至5～6岁；任务是“养儿体，乐儿魂，开儿知识”。

小学院：学习期限为6～10岁；任务是“以育德为先”，“以养体为主，而开智次之”。

中学院：学习期限为11～15岁；“一生之学根本于是”，任务除养体、开智外又以育德为重。

大学院：学习期限为16～20岁，任务“专以开智为主”，接受专门教育。

这是一个体系完整、前后衔接的学校教育制度，强调早期教育、学前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主张实行德、智、体、美诸方面发展教育，反映了改良主义者的良好愿望，具有强烈的空想色彩。

梁启超也提出了建立新学制的设想。他主张借鉴外国学制，按学生年龄特征，把教育分成四个阶段，每阶段受相应的学校教育。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6岁～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岁～21岁，为少年期，受中学教育或相当的师范教育及各种实业教育；21岁～25岁为成人期，受大学教育，分文、法、医、理、工、农、商、师范等大学。在这个系统中，他给予儿童教育与女子教育以突出地位。他还主张实行强迫义务教育。“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10]

（四）论儿童教育和女子教育

康有为、梁启超都重视儿童教育和女子教育。在康有为所设想的大同社会教育制度中，儿童教育和女子教育占有重要位置。梁启超在《论幼学》和《论女学》两篇文章中，对儿童教育和女子教育的论述更为详细具体。

1．关于儿童教育。

他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11]他批评中国封建社会私塾教育，十分赞赏西方的儿童教育，主张为孩子办新式学校，学习要循序渐进，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教育内容应该丰富多彩，要合乎儿童年龄特征。要改进教学方法，如教天文地学，就要像演戏法，童子乐知；教古今杂事，要像说鼓词，童子乐闻；还要教算学、歌谣、声乐、体操等。他建议为孩子们编辑一套蒙学书籍，认为儿童应该读七种书：识字书、文法书、歌诀书、问答书、说明书、门径书、名物书。对这七种书，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并且还指出了教学方法。他是我国近代最早提倡各科教材教法的教育家。他还专门为8－12岁儿童拟了一个教学程序表，把孩先从早晨8点上课直至下午5点散学的全部活动分11项，作了具体的安排。孩子一天学习应不超过3小时，否则太劳累会挫伤学习积极性。

2．关于女子教育

梁启超在《论女学》中，论述了女子教育问题。他认为中国女子不学，是国弱的原因之一。“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12]所以必须提倡女学，妇女有了知识，便可就业以自养，使可使国强民富。女子受了教育，既可以使家庭和睦，可以教育好子女．又可持家、保国、善种。因此．女子教育应尽快推行。

对于学习的内容，凡男子可学的，女子都可以学。“农商医律格致制造等事，国人无男无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或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13]他曾起草过一个《女学堂试办略意》．主张招收8～15岁良家闺秀40名．功课中文、西文各半．学堂设三种学科：一算学．二医学，三法学。学生可自选一门，三科之外另设师范。学成后．发给文凭．即可充任医师、律师、教师。

（五）论师范教育

    梁启超认为师范教育是各种学校教育的基础。他说：“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师范也者，学子之根核也。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粮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者出。”[14]他主张．师范学校应该办在大学之先．与小学同办，首牛培养小学教师。所以，“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15]只有首先办好师范教育．才能满足发展新式教育，尤其是普及义务育对师资的要求。

二、严复的教育思想

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今福建闽侯）人。字又陵，又字几道。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1867年人福州船政学堂学习，1877年赴英国留学。1879年回国后，历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会办，总办，天津俄文馆总办，复旦公学监督，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清政府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北京大学校长等教职。留英期间，除学习海军技术和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外，还接触研读了大量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深受影响。回国后，大量译书著说，宣传民主平等思想，抨击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彻底效法西方，实行资本主义。严复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

（－）废科举、兴学校

严复对封建传统教育及科举制度深恶痛绝，进行了尖锐批判，主张效法西方，建立新式教育制度。1902年他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从把西学作为急务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一个包括小学、中学、高等学堂三级纵向衔接、比较详细的学校教育制度蓝图。在这个制度中．他主张实行强迫义务教育，主张学习西学为主，主张“着意科学”。如对于中等学校的课程，洋文功课要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对高等学校，完全以西学为主，讲课用洋文，教习也要用洋人，中国教员只作助教，不设中学课程，也没有讲中学的教师。

（二）智、德、力体诸方面发展的教育目的

严复主张通过发展教育来培养智、德、力等方面发展的“真国民”。他认为，要根本解决国人愚、贫、弱问题，应在提高民智、民力、民德上下功夫。“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日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日新民德。”[16]他说：“国与国而党为强，民与民而争为盛也，非以力铁？虽然，徒力不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智。徒力与智，犹未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德。是三者备，而后可以为真国民。”[17]又说：“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18]所以教育，必须兼重智育、德育、体育，不能偏废，才能造就三者交修具备的匡时救亡、强国富民的人才。严复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培养智、德、体三者具备人才的教育目的教育家。

（三）讲求实用、中西皆学的教育内容

他认为，传统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空疏无用，主张“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19]。什么内容算有用呢？在他看来，一是为后继学习打基础的知识技能如阅读、书写、计算等。他说：“成童入学之项……以识字、知书、能算三者为目的。”[20]二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专业技术知识，即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三是个体身心个性发展所需要的内容，即“经史词章、国律伦理，皆不可废”[21]。

严复极力提倡学习西学，他认为这些学问是救亡国存强国富民的急务。他说：“论救亡而以西学格致为不可易。”“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22]他认为中国要变法自强，就不能离开科学，尤其是不能脱离自然科学，“救之之道，非造铁道用机器不为功。而造铁道用机器，又非明西学格致必不可。是则一言富国阜民，则先后始终之间，必皆有事于西学”[23]。但与洋务派不同，他认为西学除“西艺”外还包括“西政”。他不同意“中体西用”的说法，认为体和用本不可分，中学与西学各不相同，“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24]。他还举了很多生动的例子说明这个道理，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此他译介了大量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

（四）注重实证的教育方法论

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要全面系统学习西学，就必须掌握和运用实证和方法。所以严复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25]学习“方其始也，必为其察验，继乃有其内箱外籍之功，而其终乃为验证，此不易之涂术也”[26]。严复重视观察、实验在学习中的作用，还特重实践效果。他说：“实业教育，其扼要不在学堂，不过根抵之学，增广知识，为他日之事阶梯去耳。若夫扼要之图，所以陶炼之使成真实业家，则必仍求之实业之实境”[27]，充分肯定了实践在培养人才中的重要作用。

[1]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第四册，9页，北京：神州国光社，1953。

[2]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125～12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3]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13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4] 《新民说》。

[5] 《论教育当定宗旨》，《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

[6]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10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7]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10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8]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13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9]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139～14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0]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16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1]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14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2]朱有王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86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3]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14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4] 《论师范》，《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

[15]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14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6]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17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7] 《严复集》，2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 《严复集》，5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 《严复集》，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 《严复集》，9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1] 《严复集》，2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2]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19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23]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19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24]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21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25]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19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26]《严复集》，2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7]《严复集》，2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