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学习笔记 中国的民族科技文化

中国的传统科学技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它对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人文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娱乐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并在世界物质文明的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例如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四大发明、天文历算之学和中医药学等。一些传统的科学技术至今仍在生产生活中被使用和发生影响。为叙述方便起见，本节按学科分述，但这并不等于说，传统科技已存在着这种完整的体系。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文化内涵，也是远非本节所能涵盖。本节简要阐述中国的传统科学知识、中国传统科技的民族文化基础、中国传统科技的贡献与历史局限等。
    一、天文历算之学的民族走向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是一个历史概念，就广义而言，它可以被界定为在中国农业社会中曾存在的各种传统科学和技术成果。天文、算学是它的一个门类。

在中国传统科学中，天文、算学曾形成自己的体系。由于近现代西方科学的传人，它们的影响大为减少了，但某些科学思想和科学认识仍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1．天文学知识

    中国传统天文学包括天象观测和历法制定两个部分。古人观测天象的目的，是用天象的变化预卜人间的祸福。古人认为：天变是人事顺逆、吉凶的表象，所谓“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人们将星空分为中宫(拱极宫)、东宫(苍龙)、北宫(玄武)、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各星宿所主之事不同。如中宫中北斗七星“第一曰正星，主阳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阴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祸。四曰伐星，主天理，伐无道。五曰杀星，主中央，助四旁，杀有罪。六曰危星，主天仓五谷。七曰部星，亦曰应星，主兵”。其他四宫各有七宿，如东宫七宿为角、亢、氏、房、心、尾、箕。每一宿至少由两颗星组成，如角宿有两颗星，而南宫的翼宿有二十二颗星。每颗星所管的事情不一样，如东宫房宿四星为明堂，即天子布政之官。此宿“四表”的中间称作“天衢”，为黄道之所经。日、月、五星经由衢，则天下太平；经由阳道(天衢之南)则旱、丧；经由阴道(天衢之北)则水、兵。房星明亮，主王者明；房星离，主民流离。又如此宫斗宿，共六星为“天庙”，象征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贤进士，秉爵授禄。天子有事占于斗，斗星圣明，王道平和，爵禄行。

    这种将星象与人事相联的思维是虚妄的，但是由于观天测星的需要，人们认识了星的数量、亮度、颜色、分布、运动等自然属性，则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历法是根据太阳、月亮的运动变化制定记时方式的方法。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历法，如回历、泰历、藏历。而同一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历法，如汉代曾经用过太初历、四分历、乾象历等。现在世界上通行的是西方的公历(即格雷果里历Gregorian Calendar)，中国用的则是阴阳合历。中国传统历法的基本元素是日、气、朔三点。“日”就是一昼一夜，古代采用干支纪日，从甲子到癸亥，六十干支名循环使用。“气”分“中气”和“节气”两种。人们确定从冬至点到下一个冬至点为一回归年。在一个回归年中，有前面介绍的二十四“气”。“朔”是日、月的黄道经度相同的时刻。每两朔之间的时间称为一个“朔望月”，十二个朔望月即为一个历年。它的时间长度与回归年有一个差数，不到三年便相差达一个月。为了不使其与回归年脱节，必须在历年内增加一个月，这个月就叫“闰月”。这就是阴历年(农历)与阳历年(公历)的时间不相同的原因。元旦为阳历年之始，春节(正月初一)为阴历年之始。

现在我国民间还流传着不同的计时制度和器具。如十二时辰，即以太阳南中作为正中点。一昼夜分为十二等分，每时辰为二小时。夜半子、鸡鸣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时辰、隅中巳、日中午、日昳未、哺时申、日入酉、黄昏戌、人定亥。每辰的起点叫“某时初”或“某初”，正中点叫“某时正”、“某正”或“某半”。计时器具有漏壶、香篆等。所谓漏壶，即用一固定尺寸的铜壶盛水，在壶壁上刻画时刻的标记，再根据壶水淹浸的部位读出对应的时刻来。“香篆”是将更香做成篆字形状，点燃后，燃烧点沿着篆字的笔画推进，燃完为一整天。计时器具也有用蜡烛和烟来计时的。  

　  2．算学知识

    中国传统算学的特点首先是其应用性。西汉学者刘歆说：“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度长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权轻重者不失黍索。其次是独特的筹算记数法。三是以算术、代数为主，几何学不发达。传统算学中的许多算法至今仍保留在民间，下面简述几种常见的算学知识。

    七巧板。也称“七巧图”、“智慧板”，是汉族民间流传的智力玩具。它是由唐代的燕几演变而来的，原为文人的一种室内游戏，后在民间演变为拼图板玩具。据清陆以湘的《冷庐杂识》说：“宋黄伯思燕几图，以方几七，长短相参，衍为二十五体，变为六十八名。明严澂蝶几谱，则又变通其制，拟勾股之形，作三角相错形，如蝶翅。其式三，其数十有三，其变化之式，凡—百有余。近又有七巧图，其式五，其数七，其变化之式多至千余。体物肖形，随手变幻，盖游戏之具，足以排闷破寂，故世俗皆喜为之。”现七巧板系由一块正方形切割为五个小勾股形，将其拼凑成各种事物图形，如人物、动植物、房亭楼阁、车轿船桥等，可一人玩，也可多人进行比赛。利用七巧板可以阐明若干重要的几何关系，其原理便是古算中的“出入相补原理”。

    韩信点兵。亦称“孙子算”、“鬼谷算”、“隔墙算”、“翦管术”和“秦王暗点兵”，褚人获《坚瓠集》载有歌诀：“《挑灯集异》有隔壁算决，三人逢零七十稀(每三作一数，三数之余，或余一则作七十，余二则作一百四十，如无余不必论)，五马沿盘廿一奇(一作五人折桂女廿一枝；每五作一数，五数之余，或余一则作廿一，余二则作四十二，余仿此)，七星约在元宵里(每七作一数，七数之余，或余一则作十五)，一百零五定为除(盖前后总积数若干，这一百零五或二百一十即除去，余所存数即其手中所握之数也)。”

    这就是现代数学中的一次同余式组解法，西方人也称之为“中国剩余定理”。

    二、中医药学的民族文化基础  

    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的瑰宝。中医药学的形成，一方面来源于对临床治疗的归纳，一方面与整体民族文化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例如神仙方术、道教思想、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宋明理学等，均对祖国中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它不是一般的医学，而是在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吸收各种民族文化理论，使之成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医学理论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又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许多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理论逐渐销声匿迹。而新的经验又促使智者在传统民族文化所能达到的知识水平上将其总结提升为理论。中医药学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1．中医药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医学在古代被视为“方技”的一部分。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当时的“方技”包括“医经(医学理论)”、“经方(治疗方法)”、“神仙(长生不老之术)”和“房中(性技术)”四个组成部分。其共同特点是寻求益寿延年的技艺。随着历史的发展，“神仙”与“房中”两种方术色彩较浓的内容，与道教融合，脱离了中医药学的体系，“医经”和“经方”逐渐成为传统医学的主体。至两汉时期，传统中医学的理论框架基本定型，至今未有重大改变。古代还出现了一些经典医学著作，如以医学理论为主的《素问》，以针刺疗法为主的《灵枢》  (后世将这两部著作合称为《黄帝内经》)，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及《难经》、《伤寒杂病论》等。汉代已有“四诊”的诊断技术，  “四诊”是望、闻、问、切。其中，主要是切脉方法的应用，使医生能够更多地了解人体内部的变化，进行脉象变化与疾病关系的理性分析，摸索出人体的脉气循环系统，创立中国独特的脉学理论。

    自汉至宋，历代医家对医学理论、医疗方法和药物加工不断进行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传统医学的内容。西晋王叔和的《脉经》，首次将脉诊法规范化，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是我国针灸学的第一部专著。隋唐时期孙思邈编写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大型方书，代表了当时临床治疗方剂发展的空前盛况。在宋代成书的《洗冤录》则是中国、也是世界少见的法医专著。此书后来在我国沿用了六百年，为后来的各种法医书籍所模仿或参考，还曾被译成多种外文，在海外广为流传。

    明清时期的传统医学成就，是在探索免疫治疗法上有重大突破。中国至少在16世纪已开始用人痘接种的方法预防天花，这一发明，直接启发了18世纪英国人琴纳对牛痘接种法的发明，在世界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的药学是传统医学的组成部分。药学与药物的起源与应用是不同的概念。我国对药物的使用发生很早，有关药物的应用知识在先秦文献中已有记载。但药学理论的出现，是在西汉时期，当时出现了“本草”一词，将药学当做一个医学分支，从这时起，药学才具有独立的地位。所以中国古代的药学，又称“本草”之学，其内容为记述各种药物的名称、性状、功能、主治、产地及采集、加工、保存等知识。在较晚出现的本草学著作中，还附载了许多配合应用的范例，称为“本草附方”。现存最早的药学专书是南朝道士陶弘景补充修订的《神农本草经》，以后，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花费毕生心血完成了集祖国药学之大成的伟大著作《本草纲目》，为祖国乃至世界医学史提供了一部药学百科全书。

    直至西方近代科学传人后，中国的传统医药学才遇到了非难。但中医的实际治疗效果始终为中外人土所承认。从本质上说，当时对两者不同的看法，是近代西医临床理论与中国博大精深的医学文化的历史撞击，中国传统医学始终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2.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及其对本民族文化的吸收

    (1)腑脏学说

    在中医学上，脏，包括心、肝、脾、肺、肾，统称“五脏’：腑，包括胃、大肠、小肠、膀胱、胆、三焦，统称“六腑”。两部分合称“腑脏”。这一学说的核心是“脏象之说”，即认为五脏六腑长在体内，但其形象和功能却表现于外。其实这种认识缺少解剖学的依据，如中医对五脏功能的描述，因没有重量、生化的知识而不能得到科学的证实，目前还是一种脱离解剖形态的推测；对六腑功能的描述，也是建立在古代粗浅解剖的直观认识之上的，从现代医学论证上说，也还需要探索。因此，腑脏在中医学里，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理解剖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传统文化概念。它的思想来源，是阴阳五行学说。在这一体系中，把五行观念与人体器官相配属，分列为五官、五色、五味、五音和七情，然后将它们的内性外象联系在一起考察，通过观察人体外部器官与内脏之间的某种联系和根据临床经验进行辨证施治它在祖国医学几千年的实践中取得了实证效果。

    (2)经脉学说  

    经脉学说惟见于中国的传统医学理论，而不见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古代医学。它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另一支柱。根据这一学说，人体经脉包括十二经脉、奇位八脉、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和十五络经，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循环系统。这一学说把人的生理系统看做是一个如环无端的循环圈，其中有人体器官的配属关系，人体与外界的天人配合关系，人体中的气结、聚、散与筋肉的关系等，并将其付诸临床应用。在现代医学中，经络系统之谜，尚未解开。但这一学说对于中医学的长期临床实践，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它强调人体的外表、肌肉与内脏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强调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的辩证关系，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诊断和治疗，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念和事物联系发展的观念是相一致的。

    (3)针灸学说

    针灸是针刺与灸法的合称，它的出现是对经脉学说直接应用的结果。按照针灸学说，只要确定了某种病症属于某一经脉，即可直接施治，其要点是辩证解决人体健康中的“阻滞”与“疏通”的矛盾关系。这既是一种治疗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思维方法。许多人认为，中国传统医学可以分为两大体系，即以神农——草药为脉络的药物学治疗体系，和以黄帝、伏羲——针砭为脉络的针灸学治疗体系，便是从医学史和文化史两方面加以综合得出的。针灸学说是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一种创造，现已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

　  三、四大发明的民族贡献

    中国的传统科技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华民族举世公认的重大贡献是四大发明。它代表了中国农业文明的辉煌成就，曾改变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是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史意义的伟大技术成果。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卓越创造，它的发明者传说是东汉时期(公元2世纪初)的蔡伦。蔡伦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旧鱼网造纸，据说造出来的纸质地良好，还大大降低了成本，因此很快在国内推广，使“天下咸称蔡侯纸”(《后汉书·蔡伦传》)。自公元6世纪起，造纸术开始向东南亚国家流传，公元8世纪传到了中东阿拉伯国家，公元12世纪传人欧洲，但直到公元16世纪，欧洲人才普遍用纸，这时离蔡伦发明造纸已经一千多年了。纸的发明，对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又一重要发明。早在唐代初年我国已出现了雕版印刷技术。宋仁宗时期(公元11世纪中叶)，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既节省了工料，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加速了我国印刷业的发展。公元8世纪时，雕版印刷术传入日本，公元14-15世纪，雕版与活字印刷开始并行欧洲，成为人类共享的文明成果。印刷术的发明，带来了我国明清文化的繁荣，促进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推动了世界各国思想文化的交流。

    火药的发明至迟在唐朝。唐朝末年已能生产火炮和火箭，北宋时期已能制造用于军事的霹雳炮。南宋发明了管形火器，即近代枪炮的雏形。公元10世纪左右，蒙古人和阿拉伯人陆续学会了使用火药火器，13世纪以后，火药传人欧洲。火药在欧洲近代政治和商业发展史上发挥了极大的威力。

    指南针的发明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划时代事件。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发现了磁石指示南北方向的现象，制成了最初的指南针－－司南。到北宋末年<公元12世纪初)，指南针已被用于航海贸易。在宋代，中国的商船在印度、南洋和波斯湾一带十分活跃，阿拉伯人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使用指南针的技术，后经阿拉伯人之手，指南针传人欧洲。指南针帮助哥伦布完成了震惊世界的地理大发现，促成了海上新航线的开辟，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出现。

　　中国尽管有四大发明这样的科技成果，但这些发明创造始终未能成为社会前进的主流。中国古代的许多科技发现都无法得到社会的推广和应用，往往出现中断、失传的现象。这是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和制度分不开的。这种情况，现在正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