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学习笔记 统一王朝政治下的文化演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成长期，也是中国王朝政治第—次强盛期。这一时期共经历秦(公元前221～前206年)、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新朝(公元8—23年)、东汉(公元25～220年)四个朝代，历时400余年。统一帝制王朝的历史实践，使中国文化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新变。先秦文化部分被吸收、改造，部分也被中断；适应封建帝制要求的新文化确立。秦汉时期的中国文化在总结、告别着过去时，也在开始着未来。  
　　一、边疆的开拓与文明的同步发展

    1．经略南方

    秦汉帝国不同以往的气魄首先表现在疆土的开辟，和对匈奴旷日持久的边防战争。

两汉时期，中原同东南、华南和西南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秦汉时期对东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的经略，为漫长的南方开发历史作了开端。

    2．对匈奴的战争及开通西域

对秦汉特别是后者的历史而言，有着更大影响的是北方和西北边疆的经略。与匈奴贵族长期战争，直接影响着汉帝国的内政；而对付匈奴，又直接引发了西北边疆的开发及通向中亚乃至西方的“丝绸之路”的打通。

与主动的经营南方不同，在北方，秦汉政府取的是守势。秦统一中国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业已强大，并且趁中原内战之际，进占河南(今内蒙伊克昭盟)之地。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朝军队30万在将军蒙恬率领下北击匈奴，扫清了阴山以南的匈奴势力。秦在黄河以北地区驻扎军队，在河南之地设立郡县，从内地移民三万垦荒守边；同时，调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长城。先秦时期，秦、赵、燕三国都曾修建过长城，秦朝主要工程是将原有的长城连接起来。但尽管如此，这项工程也是浩大的，耗费了大量的民力，对秦王朝政治构成致命的伤害。有感于此，西汉王朝在很长的时间里，对匈奴政权采取忍让的“和亲”，一直到武帝时期。在汉武帝数十年对匈奴战争中，大的战役有三次，即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收复河套地区的河南战役，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 争夺河西走廊的河西战役，及规模最大的漠北战役(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三次战役，迫使匈奴向西北边远地区迁徙，基本解除了匈奴对汉西北地区的威胁。

打击匈奴引发了西域的打通。狭义的西域指新疆地区，天山南北当时分布着大小36个国家，文明水准相当高。广义的西域还包括中亚、印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一部分。汉武帝曾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预定目标没有达到，但发现了西域各国，此后汉与西域使臣来往不断。为彻底肃清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汉武帝两次大举对西域用兵，基本控制了西域。从汉宣帝时起，设立西域都护，确立了在那里的统治。东汉与匈奴继续争夺西域，著名的班超出使西域后，东汉在西域的统治再次得到确立。打通西域的当时意义是打击匈奴，而它的深远意义是文化的交流。著名的“丝绸之路”不仅交流着物质，也沟通着中外的文化。中国文化经西域传到中亚乃至欧洲，异域文化如音乐、舞蹈等大量传来，而佛教的东传，是打通西域最明显的结果之一。

  　3．边地民族的内附

　　二、王朝政治的新格局

　　1.郡县制的确立

　　从秦朝建立到汉武帝初期百余年里，王朝政治经历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反复。在西周，封建诸侯所以成功，在于当时众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部族的存在，共同的文化基础尚未形成。这都限制着王朝与诸侯必须共存共生。汉代这样的前提已经消失，诸侯国只会片面发展自己而不顾朝廷。汉景帝时以吴国为首的“七国之乱”的爆发及其平定，标志着分封诸侯做法的彻底过时。经过汉武帝一番切实的削弱的实施，郡县制作为王朝惟一的政治制度，最终得到确立。政治大一统的格局由此正式形成。

　　2．中央集权制

　　秦朝为中央集权制奠定了规模。最高权力者称皇帝，表示他的地位与上天同尊。皇帝之下是所谓“三公”，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皇帝的副手，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太尉主管军事，但秦代有其官无其人；御史大夫掌管重要文件，负责监察百官和司法审判。三公的权力各自独立，互不相属，从而保证皇帝决断的大权。三公之下设掌管具体事务的官吏，主要有九个部门，在汉代称“九卿”。另外，皇帝身边还有一批亲近侍从人员，如尚书、常侍、给事中等。后来丞相以下的三公九卿称“外朝官”，皇帝的亲近侍从则称“内朝官”。

在地方，秦与西汉是郡、县两级制；东汉负责监察州县政务的刺史，逐渐固定为地方行政最高长官，地方行政体系变为三级。县的行政官员为令长，下有县丞、县尉，一文一武，辅佐令长。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是乡、亭、里。乡、亭的主要官吏是啬夫、游徼和三老。三老负责教化。

这显示着秦汉时期历史的走向。中国古代逐渐变成一个“大政治，小社会”的家国。从朝廷指向地方、指向社会基层的政治权力，越来越深入普遍，民间可以自为的方面、范围越来越少，越来越小。

    在中央的权力上层，是“内朝官”地位逐渐取代“外朝官”，皇帝剥夺丞相的权力。汉成帝时，进一步把宰相的权力三分为司徒、司空、司马。到东汉光武帝时，三公九卿形同虚设，国家大权实际完全操纵在尚书机构中。此时的尚书仍然是“文属少府”的小官。官小而任大职，便于控制，对皇帝的个人意志构不成障碍。

    不信任丞相、剥夺相权的后果是严重的。东汉的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朝政的混乱局面，直接与此有关。大一统的王朝，要统治经营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就必须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就必须有一个官僚体系之长。但帝制皇权并不能尊重这个现实，所以要削弱剥夺丞相权。合法的相权被剥夺，那只有非法的相权，而非法的相权带来的必然是昏乱。这就是两汉的政治现实，如果说政治也是一种文化的话，这就是中国王朝的政治文化特征。

3．官员选拔的文化标准

    统治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需要庞大的官僚队伍。秦汉特别是两汉王朝，在选拔、任用官员方面有许多为后世所不及的地方。两 汉选官方式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有察举、征辟、考试等方法。察举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官员人才的制度。有许多科目，其中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孝廉即孝子廉吏，是两汉人仕的正途之一。三科中，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则重在学问。一个人只要出身没有政治问题，不是商人家庭，都可以以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长处进入上流社会。三科取士是政治，也是文化行为，对化导社会以道德立身、以学问扬名，有着非常实在的作用。

后世王朝用人权在中央，两汉则是中央地方并行，这就是征辟的内容。在中央有皇帝征辟和公府(即丞相或司徒、御史大大或司空、太尉或司马三府及九卿府)的征辟，在地方有州郡的征辟。

汉代的考试是与察举相伴而行的，察举出来的人是否任用，还须经过各种考试，种类有

皇帝策试、公府考试、博土弟子课试等。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即由此而来。不论是察举还是征辟，都与一个人的社会声望有关。社会健康的时候它可以激发人上进，但也极易促成虚伪风气的形成。汉代这方面的事例也不少。

    三、重农主义的基本国策

    重农主义是为保护小农而打击工商业的一种国家观念。这种观念起于西周，成就于战国的法家。这种观念把农业视为“本”，把工商业视为“末”，认为后者不仅是社会浮华、堕落的原因，而且是小农的兼并者和国家利益的侵蚀者。商鞅在秦国变法，“驱农归战，利出一孔”的政策，是典型的重农主义。它使秦国获得了统一的成功，在西汉成为国家的基本国策。

    四、两汉经学的历史、文化功能

    1．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公元134 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议，罢黜黄老百家之言，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正式上升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年。董仲舒的儒学是熔阴阳家、黄老、名法家等多种学说为一炉的新儒学，讲阴阳五行、好言灾异及天人感应使之充满了神学色彩。董仲舒大讲这些内容有明显的限制皇权的用意，但是武帝对此并不接受。但国家既然以儒学为教，改制的措施是必要的。对当时的民众特别是读书人影响最大的是任用布衣儒生公孙弘做丞相，以及为五经博士官设弟子员若干名。这都意味着通晓儒家经典已成为入仕做官的主要途径。

    尊儒术、兴太平首先产生结果的是在文学方面。汉大赋所以名“赋”，在当时作家是很明确的，就是要皈依《诗》经学的“六义”大法。更有意义的是乐府采诗制度的实施。乐府这一政府机构，可能秦代就有，但是用这个机构大力采集民歌，却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表现。

    2．经学与王莽新政

    汉武帝虽罢黜百家，但在他做皇帝的时代里，儒学的政治理念并未有施展的机会。武帝的政治，他的曾孙宣帝说得好，“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实际是内法外儒；武帝的丞相公孙弘也是因以儒术“缘饰”吏道而得信任。到了宣帝子元帝即位后，情况发生大的转变。元帝上台后提拔了一大批名儒来主政，西汉儒生一套宽政减刑、不与民争利的言论不顾实际地得到实行。建国二百年的王朝腐败已经十分严重，本来“王霸杂用”的官方理解是以“王道”对付好人，“霸道”对付坏人，现在全用“宽政”，王朝政治如脱缰之马般地向更腐败的地步堕落。如上所述，汉代的儒学是杂着阴阳灾异的混合物，它的宇宙论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是“五德终始”之说。政治的腐败透顶，再加上自然灾害频仍，汉家“失德”该有新王朝代汉的说法渐渐流传开来。同时，世人接受这样的说法，还有着更坚实的基础，那就是《尚书》等经典中保存的“尧舜禅让”、“汤武革命”的理论。这给了经学之士胆量，谷永等一批人公然对着皇帝说汉家该让位的言语。汉哀帝在任命他的宠臣董贤做大司马时，居然也用了《尚书》中尧任命舜时的语言，可见连皇帝都有了禅让的意思。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莽的出现是必然的。不能简单地把王莽代汉视为外戚的干政篡权。王莽其人很能表现自己，行为举止很像儒家赞美的圣贤，一时被看成是当代圣人。天下的豪强都在兼并土地，朝廷封给他新野田，王莽坚决辞掉，感动得天下有48万人上书，要求朝廷奖赏他。王莽先是仿照周公的例子摄政，以后干脆搞一个禅让的仪式，代汉建立新朝政。新朝的失败也不是因刘姓势力反扑，而是因为王莽是个经学的书呆子。他完全照着《周礼》治理国家，所行的大政没有一样切合实际；天下饿殍遍地，人民已经开始造反，他还在只顾和大臣们议制度，以为礼制一定，天下自然就安定、太平起来。王莽的失败，是一场经学的失败。东汉建立后，“尧舜禅让”一类的经论被皇帝“受命于天”的论调代替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谁敢提起。

    3．一个阶层的养成

    两汉儒学独尊的另外一个重要结果是士族阶层的养成。西汉初朝廷依靠的是一批功臣。从汉武帝开始儒学之士被提拔任用，特别是元帝以后，经学兴盛，儒学起家的士人开始分享国家的权力和利益。东汉时已形成“累世公卿”的局面，许多家族的成员连续数代以“家学”做三公的官，儒学之士更是庞大官僚机构的骨干力量，这个阶层逐渐形成一种联系紧密的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达官一般都是经师，想入仕的人必须向他们习经术，官僚之间渐渐形成“门生”关系；作为地方官又可以聘用属吏，“故吏”关系得以形成。汉末许多割据一时的诸侯都有这样的私人联系为依托，如袁绍集团等。这个阶层与外戚和宦官比是社会的“清流”，是天下的人望，影响力很大；他们也极其风流自赏，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份和门第。魏晋以后的门阀制度就从这里开始。

    经学大兴于世的一个结果是学校的发展，特别是西汉元帝后。东汉光武帝本人就曾在太学读过书，他也十分注意学校教育。到东汉中晚期，太学里的学生有数万人。

    士人群体出现于先秦，但真正变成一个享有社会实际权益的社会阶层，是在两汉时期。在这个阶层身上，有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艺术，有中国的政治，作为社会的清流显要，又对时代风尚施以重要影响。许多重大的文化现象，都与这个阶层有关。